崇山村的风,和23年没散去的细菌战阴影
8月15日,天一亮,老家门口那棵槐树下又有人在烧纸。王选常说,这一天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日子——日本天皇投降八十周年。但她心里更重的一块石头,是那些“看不见”的死法,那些像骨头卡喉咙一样的往事。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细菌战”这仨字,是二十三年前,《南方周末》派我去找王选。那时候,她还不是后来那个被人叫作“崇山村铁娘子”的团长,只是个想给自家乡亲讨句公道的大姐。她跟我讲起731部队的时候,我脑袋里还全是教科书上的模糊词汇:活体实验、鼠疫、霍乱……可真坐下来听完才发现,比想象狠多了。
有一年冬天,我跟着王选回了趟浙江义乌崇山村。路上碰到一个老人,他姓祝,耳朵背得厉害,说自己小时候差点死在炭疽病上。他老婆插嘴:“那会儿我们都以为中了邪气,还请过道士来驱鬼。”祝老汉摆手:“哪有鬼啊,就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他们家的灶台边还有块发黑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避瘟保安。这种小物件,在村里每户几乎都有,不知谁刻的,也没人敢丢。
采访时遇到一份民国旧档案,上面记录着1941年秋,“本地突发恶疾,人畜皆亡”。据说当时衢州城内,有位叫邱师傅的小学教员,因为给学生分苹果吃,被怀疑传染源,全家连夜逃进深山。他孙女邱娣娣如今已七十多岁,还能背出当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黑虫落地三尺高,小命难保莫乱跑。”
这些碎片拼起来,其实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扎心。我问过几个当地医生,他们私底下也聊起,当年流行病暴发后,有户人家整屋的人只剩下一条狗活下来,那狗最后也疯了。据《义乌县志》记载,1942年前后,全县因不明疫症死亡者超千人,但具体原因始终语焉不详,只写一句“灾情惨烈”。
有次饭桌上,日本律师团带来的松井英介突然问王选:“你们中国人的伤到底有多深?”他话音刚落,一旁做菜的大妈冷笑了一声,说:“你让他把脚伸锅里烫一下试试!”气氛顿时僵住。我看见王选攥紧筷子的手微微颤抖,好半晌才憋出一句,“痛是在骨头里的。”
翻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份美军战后调查报告,说731部队用跳蚤传播鼠疫,每克约1700只。有个传闻,当年宁波城外,一夜之间就掉下数百万只跳蚤,把附近稻田全爬满了。“PX”这个代号,现在只有极少数历史爱好者知道,其实就是染过鼠疫菌的跳蚤。据美国学者费尔推算,仅一次空投,就足够毁掉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结构。这些数字,看起来冰冷,但落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一家子的生离死别。
2015年的夏天,我再去衢州走访。当时正值稻谷抽穗季节,一个烂脚老人蹲在田埂边抽旱烟,他腿上的溃疡从膝盖蔓延到小腿肚。“这玩意儿,从十四岁烂到现在,”他说,“医生开药没用,都说这是‘战争留下来的’。”他的孙女悄悄告诉我,每逢阴雨天气,爷爷总梦见自己被关进铁笼子,有个人穿白大褂拿针管朝他笑。
一些史料显示,日本方面对细菌武器研发极其重视。《井本日记》中提及,为确保效果,经常加班生产,将感染动物送往各地机场,由专机运送至前线。不仅如此,据东京大学医学史研究所副教授斋藤良太分析,这批科学家的战后生活远比受害者体面得多。例如石井四郎退休后隐居千叶县,还经常参加地方神社祭典,被邻居称为“温厚先生”。
而中国这边,大多数幸存者甚至没有自己的墓碑。2012年底,崇山村自筹资金修建了一座小纪念亭——劫波亭,用的是附近河滩捡来的鹅卵石垒成。一块青砖墙上密密麻麻刻满名字,多半已经风化模糊。有一年清明,下大雨,一群孩子围着碑墙打闹,一个老太太拉住他们低声骂道,“别吵,让死人睡踏实点。”
曾经有人建议建座大型纪念馆,可钱一直凑不齐。直到2023年底,本地企业老板捐出五万元,总算把展览馆修缮了一遍。不过据负责管理的小陈透露,现在参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还是外地学生或历史老师带队来采风。本村年轻人大多数去了义乌打工,对这些过去几乎没什么兴趣。“现在谁还管这些?赚钱要紧呗。”他说完又叹气,“但总不能让它彻底消失吧?”
去年冬至前夕,我收到王选寄来的一张照片,是新修好的曲江祠院内蒸米饭场景。一堆日本友人在尝红烧肉,还有湖南记者拿手机拍照留念。这画面让我想到以前听过的一句话:历史不会消失,它只是换种方式藏在人们身边,比如一碗热腾腾米饭,比如某段未解之谜,又比如某个无名墓碑后的静默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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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散见于《南方周末》原采访、《义乌县志》、《井本日记》、东京大学医学史研究所访谈,以及现场人物口述与地方档案整理等渠道。如需查证,请自行甄别相关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