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二月,康熙把朝中大学士和九卿都叫到跟前,说了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他看着手里各省督抚报上来的人口册子,眉头皱了又展开,这些册子上的数字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些地方官为了少征税,把新增人口藏着掖着不报。
康熙直接把话挑明了,以后按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征税,之后新生的人口一律不加税。这道诏书一出,整个大清朝的百姓都炸了锅。
那时候的中国刚从明末乱世里爬出来没多久,李自成、张献忠把中原打得稀烂,加上清军入关,到处都是逃难的人。顺治九年官府统计,全国登记在册的丁口只有1448万,就算加上那些躲在山里没报上来的,满打满算也就七八千万人。
街上到处是要饭的,村子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妇孺,田地荒着没人种,路边饿死的人太多了,都没人管。
130年后,到了道光年间,这个数字变成了4亿多。
四亿是什么概念,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小孩跑来跑去,村里三世同堂、五世同堂成了常态,粮仓的粮食堆得都快装不下了。汉唐宋明那些朝代,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在1亿上下晃悠,清朝这么不受待见的朝代,怎么就让人口翻了好几番。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那会儿,整个国家才算真正消停下来。北边打跑了噶尔丹,东北和沙俄签了《尼布楚条约》划清边界,西南搞改土归流结束了土司割据。从康熙二十年到道光二十年,整整130多年,除了边境上有些小摩擦,中原基本没打过什么大仗。
百姓终于能告别颠沛流离的日子,回归土地安心耕种。
湖广填四川那阵子,湖北、湖南、江西的人成群结队往四川走,原本因为战乱荒废的土地一点点被开垦出来。华北的百姓往东北、西北跑,华南的往岭南、西南去,哪里有荒地就往哪里钻。苏州府的地方志里记着,康熙中期以后,江南那边"户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
农户不用担心刚种下庄稼就被战火毁了,敢生孩子了。只有日子稳定了,人才敢生养。
清朝初年沿用明朝的丁银制度,按人头收税。家里男丁越多,税越重。山西、陕西那些地方,百姓怕丁税怕得要命,"生子不报,老弱填壑"成了常事。有些人家为了逃税,甚至把刚生下来的男婴遗弃掉。
康熙看出了问题所在。1712年,他下了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以当年的2462万丁作为固定征税基数,之后新增人口不再加税。这个政策一出,效果立竿见影。广东那边的史料记着,政策实施没几年,人口登记数就往上窜,"百姓闻之,皆欣欣然以多子为福"。
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劳动力,而不是多一笔税负,百姓的心态彻底变了。
雍正接手后,把这事儿做得更彻底。他推行"摊丁入亩",把原本按人口征的丁银全部分摊到土地税里,彻底废了人头税。有田的交税,没田的不用交丁银。直隶获鹿县那边改革后,拥有10亩以下地的贫苦农户,税负直接少了一大截。
从不敢生到敢生,从怕多生到愿意多生,就这么点政策调整,把百姓的生育意愿彻底激发出来了。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2460万人,乾隆六年首次改为按人统计后达到1.43亿,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道光二十年超过4亿。
光有生育意愿还不够,得有粮食养活这些孩子才行。
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把番薯藤条编进汲水绳里,偷偷带回了国内。那时候菲律宾被西班牙人控制,把番薯当宝贝,严禁外带。陈振龙费了好大劲才把薯藤藏在绳子里混过关卡,坐船七天七夜才到厦门。
番薯这东西有多神奇,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用不着精心照料,在石缝里都能扎根。亩产能达到数千斤,比种水稻、小麦强多了。就连盐碱地、沙土地这种烂地,番薯都能活下来。
康熙十八年,福建松溪县发布政府文告,要求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马铃薯,这是中国最早推广土豆种植的官方文件。土豆比番薯还厉害,富含淀粉饱腹感强,还耐寒,北方山区也能种。从那以后,土豆、洋芋、山药蛋这些名字在各地方志里频繁出现。
玉米的传入路线更复杂,从西北丝绸之路,从西南印度缅甸,从东南沿海,三路同时进来。玉米耐旱耐贫瘠,在山区、坡地都能种,大量难以灌溉的山丘旱地第一次被视作耕地开发利用。
乾隆年间,朝廷多次下令推广种植这些高产作物。甘肃巡抚的奏折里说,当地山民"赖洋芋为生,户口较十年前大幅增长"。四川的移民把玉米种满了山区,"伐林开地,遍种玉米,数年之间,荒山野岭皆成膏腴"。
清朝初年全国耕地只有5.49亿亩,到乾隆末年涨到了10.5亿亩。新增的耕地加上高产作物,每年多产出粮食数千万石,足够多养活几千万人。以前因为粮食不足夭折的孩子少了,百姓不用担心养不活,形成了"粮食够→能养活→敢多生"的循环。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有学者研究发现,番薯真正完成推广并发挥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道光末年、咸丰初年,此时清朝人口早已突破4亿,完成了人口大爆炸。1914年的数据显示,番薯种植面积只占总种植面积的1%左右,产量在2%左右,玉米面积和产量也分别只有4%和5%。
这么小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怎么可能养活暴增的几亿人口。
真相是,清朝人口基数一开始就没那么低。康熙、雍正时期统计的是"丁"而不是"人",一丁约等于4-5个人。康熙六十一年统计2576万丁,实际人口可能已经超过1亿。加上大量隐匿人口,清朝统一中国时人口基数就接近8000-9000万。
摊丁入亩最大的作用不是刺激生育,而是减少了隐匿人口,让原本不敢报户口的人都登记在册了。康熙、雍正年间看起来人口增长不明显,实际上很多人口本来就存在,只是之前没统计上来而已。
到了乾隆六年改为按人口统计,一下子从2735万丁变成1.43亿人,这个跳跃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了,把之前隐匿的人口都算进来了。
1790年,乾隆收到户部送来的人口册子,全国人口3亿。满朝文武都傻眼了,短短130年从7000多万涨到3亿,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城里的茶馆酒肆人声鼎沸,乡村里三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族到处都是,千人村、万人镇越来越多,人口密度远超以往任何朝代。
道光年间,1840年鸦片战争前,人口正式突破4亿,占当时全球人口的36%,妥妥的人口第一大国。这个数字是汉唐巅峰时的4倍,是明末的6倍,创造了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奇迹。
但问题也来了。
乾隆末年,人均耕地从康熙年间的5.5亩降到了2.6亩,"人满为患"成了大臣奏折里的高频词。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粮食短缺、土地争夺的现象。
乾隆五十年,八十岁的陈世元在去河南传授番薯种植法的路上去世了,乾隆赐了他一个正八品的国子监学正职衔。看来乾隆根本不清楚陈世元推广番薯对这个帝国有多大价值,把一切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了。
乾隆末年,高产农作物已经基本普及完成,产量红利告罄,粮食增长速度再次放缓,人地矛盾再次爆发,四川、湖北一带的白莲教徒发动起义。休管那几个带头的野心家想干什么,大多数参与暴动的人还是因为人多地少,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旦统一稳定,人口就暴增,耕地跟不上,土地兼并加速,失地农民要么沦为佃农,要么流浪,最终冲击社会秩序。失业问题在古代没法解决,后果比现在惨烈得多。
清朝靠着摊丁入亩、社会稳定、高产作物三管齐下,成功完成了人口闯关,为大清江山延寿百年。但该来的还是会来,而且来得更加惨烈。
这4亿人口支撑了清朝中后期的运转,也为近代中国留下了庞大的人口基数。正是这个基数,让中国在近代列强环伺中还能屹立不倒。从7000万到4亿,这场持续300年的人口增长,改变的不仅是数字,更是整个中国的命运走向。
史实来源《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世宗实录》《皇朝经世文编》《赋役全书》《苏州府志》《金薯传习录》《农政全书》康熙朝廷档案文献雍正时期赋税改革相关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