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的首页便昭示着：“引领我国事业发展之核心，乃中国共产党；指引我们思想前行之基石，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亿计的华夏儿女均能熟记于心，时至今日，或许仍有亿万人能随口道来。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机构为中央委员会。自七大选举出44名中央委员以来，至十大时增至195名中委，众多中委遍布全国各地。在毛泽东时代，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并不固定，有时一年内召开两次（例如，1955年4月举行的七届五中全会与同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而有时则数年才召开一次（例如，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至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间隔近四年）。因此，中央委员会并不能全面决定和执行大多数党务和国事。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是中央政治局。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推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有13位。在战争岁月里，他们或是分处各地，或是相聚不多。至八大时期，政治局委员增至17人，其中董必武因年事已高、罗荣桓与刘伯承因体衰，参与会议的次数不多。到了九大，21位政治局委员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有三分之一遭到打倒，包括林、陈、黄、吴、叶、李、邱等人。同样，在十大时期，21位政治局委员中，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有五位去世，且均为常委，分别是毛、周、朱、和康生、董必武。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以议事和表决为主，而真正的决策权则掌握在政治局的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而常委之中，毛泽东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
“毛泽东时代”指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5年期间。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经历多次变动。从中共一大至五大，陈独秀担任过核心领导，但常委成员频繁更迭。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中央领导职位依次由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陈绍禹（王明）、卢福坦、秦邦宪（博古）、张闻天等七人担任。尽管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掌握了红军领导权，但党的总书记职位仍由张闻天担任。直至1941年，毛泽东才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成为六位书记之首，但仍非总书记或第一书记，其职责是明确主持日常工作。
1943年，在延安举行的“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推举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同志共同组成中央书记处，这一机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至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圆满落幕之际，毛泽东同志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身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即常委会）主席的双重职务。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构成，被誉为“五大书记”。
自那时起，毛泽东在政治、组织和实际层面均稳固地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亦拥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其掌控区域正式步入“毛泽东时代”。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引领全国，使得“毛泽东时代”的版图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直至他的离世。
鉴于中共领导核心的相对稳定性，且为叙述便捷，本文所指的“毛泽东时代”界定为自1945年七大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的31年期间。在此期间，本文将探讨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七大时期称为书记处）成员的构成，以及他们所主持的重要会议。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七大以后
自1945年七大落幕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在中共历史上堪称中央领导核心最为稳定的阶段。在这长达21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四位领导人始终占据着前四把交椅，且这一格局持续了20年以上，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亦未曾再现。尽管四人排名有所变动，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超越朱德，但核心领导层的基本阵容保持不变。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顺利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紧随其后，7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接见了从重庆前来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同时，另有四位书记一同出席，这标志着五位书记首次共同参与一项活动。紧接着的7月4日，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这也是历史上书记会议的首次召开。
“我将外出，特此决定由刘少奇同志代行我的职责。同时，书记处推荐陈云、彭真同志担任候补书记，以确保我在外出期间，书记处仍能维持五人会议机制。”根据这一提议，会议最终决定，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期间，由刘少奇同志暂时代理军委主席一职，并新增陈云、彭真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和彭真同志随之进入七大领导核心。然而，两人于9月15日即赴东北开展工作，不在中央。值得一提的是，彭真同志于1947年2月抵达西柏坡，并开始在中央任职。
自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3月，中共中央迁离延安。在此期间，除了一段时间参与重庆谈判（自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外，毛泽东始终驻扎于延安。那时，他频繁主持并参与书记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各类会议。在五位书记中，周恩来往往缺席，起初，他与马歇尔、张治中共同组成军事三人小组，穿梭于各地，调解国共间的纷争；随后，他前往南京，领导中共代表团。
五大书记塑像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发起了进攻，中共中央领导层果断从枣园迁往子长县王家坪，随后又迁移至清涧县。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悉数出席。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将率领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留守陕北，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刘少奇和朱德，以及董必武共同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他们将被派遣至晋西北或其他适宜地点，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31日，刘少奇等人便启程前往晋绥。
自是时起，直至1948年4月毛周任抵达河北阜平之境，在这两年有余的时光里，五位书记虽各司其职，却始终未能聚首一堂，因而也未能召开一次书记会议。
历经两年在陕北的辗转奔波，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随后启程，途径山西，于1948年4月抵达河北，驻足阜平县城的南庄。23日，周恩来同志前往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同志会合，两地相隔逾七十公里。
在4月30日至5月7日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会议亦被称为城南庄会议，五大书记亦齐集一堂。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就如何将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紧接着，5月18日，国军飞机对城南庄进行了轰炸，毛泽东同志随即转移。至5月27日，他抵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会合。自此，五大书记在此共商国是，运筹帷幄，指挥了三大战役，并筹划了向全国发起总攻的伟大战略。
五位村民同住一村，日常议事频繁，然而鉴于众多中央委员身处异地且战事吃紧，正式会议召开次数颇为稀少。在历史记载中，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此地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尤为突出，被普遍称为“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就国际形势、战略方针等八个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外，1949年年初，另一场政治局会议亦在此召开，并正式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
毛泽东在延安会晤米高扬
在西柏坡，五位书记共同主持了一场具有外事意义的重大活动，他们接待了应斯大林之托莅临西柏坡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此次会晤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1月31日至2月8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五位书记莅临参会。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加速革命进程、全面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确保胜利成果的具体方针与策略。
3月23日，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告别了西柏坡，并于25日抵达了北平。当天下午5点，五位书记在西苑机场与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进行了亲切会晤，并乘坐车辆检阅了部队。此后，他们搬入了香山的双清别墅。
九月末，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相继搬入中南海，并自此常驻此处。而任弼时同志则于玉泉山等地静养。毛泽东同志一家先后居于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周恩来同志则辗转数处，最终定居于西花厅，刘少奇同志居住在福禄居，朱德同志则安顿于含和堂。
初抵京城时，中共领导层正忙于指挥渡江战役，并积极筹备新政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在当时几位领导人的年谱中，并未记载有召开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正式会议。进入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四位领导人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紧接着，他们又在10月1日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自10月底至12月初，政治局接连召开多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均出席了这些会议。
因病情严重，任弼时未能亲临开国大典，后于11月赴苏联接受治疗。次年5月，他返回京城，在此期间，他并未参与任何会议。
毛斯大林会晤莫斯科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踏上前往莫斯科的谈判之旅。次年1月，周恩来亦赴莫斯科。两人在2月底一同返回国内，并于3月4日抵达北京。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了书记处的工作。
毛先生重返京师后，于3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毛先生亲自主持。周先生在会上汇报了其访苏的详细情况，刘、朱等同志亦参与其中。随后的3月27日至4月6日，政治局在北京再次召开会议，毛、刘、朱、周以及各中央局及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均出席，共同研讨近半年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方针。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决定由陈云同志代理因病休假的原任弼时同志的书记职务。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阶段，中央政治局通常每月举行一到两次会议，各书记均会出席，正式的书记处会议则相对较少召开。
任弼时归国之后，便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同出席了8月1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成为五大书记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入朝作战问题。4日和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问题。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即便苏联未提供空军支援，中国也将派遣军队支援朝鲜。
10月27日，任弼时不幸逝世，随后，陈云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位列毛、刘、朱、周之后，而彭真则继续担任候补书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接连发起了五场激战。由于战事紧迫，中共召开的会议相对较少。直至1951年，会议的频率才逐渐增加。其中，2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为重要，五位书记以及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均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并着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同年10月上旬，五位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财政等关键问题。
在1951年的第四季度，书记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通常包括五位书记以及彭真同志。这些会议针对不同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每次均安排了相应的负责人与会旁听。会议的举办地点亦不固定，时而是在中南海的颐年堂，时而转移至菊香书屋。
1952年朝鲜战局相对平稳，国内进入正常建设时期，一般每个月开几次书记处会议，处理和决定国内外所有重大问题，也经常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多由毛主持。其中有关组织人事比较重要的会议有：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后，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长职务的决定；同年9月，因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领导名单，政治局会议对其进行了警告处分；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出高岗的问题，并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自毛离京期间，刘同志曾担纲主持中央会议；1954年2月，于毛身处外地之际，召开了专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同年4月2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并紧接着召开了政治扩大会议，会上决定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同时接替饶漱石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9月，又决定成立以毛为主席的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次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规模较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曾在北戴河主持过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与邓小平
1952年7月，邓小平投身中央工作，次年4月便荣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由此踏入领导核心的行列。1955年，在七届五中全会上，他与林彪一同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自七大以来，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一直由任弼时担任。不幸的是，任弼时先生去世后，这一重任便由刘少奇同志暂时承担。
刘少奇1952年出席苏共十九大时，曾因俄语“秘书长”与“总书记”是一个词，被《真理报》误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为此致信马林科夫说：“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致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而我只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虽然我对于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中共中央有一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代理。这个职务和各国兄弟党总书记的职务是不同的。也许翻译同志将我担任的这个职务和总书记的职务混同起来，以致使你们有这个误会。”
八大会场
八大以后
在第八届一中全会中，经过选举，产生了由17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在此次会议中，前五位书记均顺利当选为中央的正副主席，毛泽东同志荣任主席，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则担任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则被任命为总书记。这六位同志共同构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进而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还选出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七人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
在策划八大会议的第七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设立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发表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中央计划设立四位副主席，分别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陈云同志。此外，我们还将设立一个书记处，具体名单尚未确定，但总书记一职拟推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他还补充道：“首先提议设立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单凭一位主席和一位副主席，少奇同志觉得孤单，我亦感同身受。若是一位主席搭配四位副主席，再加上一位总书记，我的‘防风林’便有了多重保障。正如俗语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此安排便更稳妥。除非不幸遭遇原子弹袭击，我们恰巧同处一地，那时便需重新选举。若只是个别同志遭遇不幸，或是因病，或是因事，不得不提前离世，那么总有其他同志可以接替，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会受到影响，不会像苏联斯大林去世后那样陷入困境。”同时，他还特别提及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同志，并阐述了他们的优点。
邓小平的党内地位在八大超越彭真。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六位常委，均为长征时期的革命老战士。其中，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后，奉命于1935年6月离开部队，前往苏联。而其他五位常委，则均是从江西一路跋涉至陕北的坚毅战士。彭真同志在白区开展工作时未曾参与长征，因此在当时以历经长征的老红军为主力的中央委员会中，他的资历相对略显不足。同时，彭真同志未曾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这在以军人背景为主的领导层中，也是一个明显的短板。邓小平同志在抗战期间担任129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则担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的重要指挥工作。
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为副主席、常委的林彪是职业军人，从长征到解放战争都军功显赫。林邓除资历外，一般专家都认为他们是毛的人，而彭真则是刘领导白区时的主要下属，有国外学者分析说，此时毛已防着刘。
在八大时期，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并非依照现今的姓氏笔画顺序，而是按照各自的地位高低排列。其中，前六位为常委，而第七位则是林彪（两年后晋升为常委）。紧随其后的是林伯渠和董必武，二人年岁已高，通常不参与会议讨论。彭真位列第十，尽管他并未被选为常委，却担任书记处第二把手，位居邓小平之后。彼时，彭真正值壮年，负责管理众多党政事务。《毛泽东年谱》显示，在八大之后，彭真列席常委会议的次数最多。相较之下，七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康生在八大时被降至政治局候补委员。
不久前，八大会议落下帷幕，随即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浮出水面，中央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研讨。在这期间，六位常委均参与了数场关键的常委会扩大会议。次年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莅临我国，六位常委亲自出面予以接待。到了1957年，六位常委再度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了分析整风运动中鸣放情况的常委会扩大会议。
同年七月，毛主席在杭州逗留期间，苏联境内爆发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集团事件。随后，米高扬同志受赫鲁晓夫同志的派遣，紧急飞抵我国，向毛泽东主席通报相关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纷纷赶到杭州刘庄，与毛泽东主席共同接待了米高扬同志。
7月7日，刘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对毛泽东提出前往长江三峡游泳的建议进行了讨论。会议结束后，常委会向毛泽东回复电报，表示经研究决定，将由罗瑞卿同志率队进行实地调查与试水工作，“中央将待瑞卿同志在两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后，再做进一步的决策。”据史料记载，经过试水环节，常委会最终并未批准毛泽东在三峡游泳的提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召开，全体常委均悉数出席。紧接着，于25日，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增选林彪同志为副主席及常委，其位次排在陈之后、邓之前。此外，会议还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位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八大后林彪在政治局排名已超越了彭真、彭德怀，进入常委后，更是压彭德怀一头，成了职业军人中在党内的一号。此时还没有召开遭致彭德怀下台的庐山会议，可见毛早已对彭德怀在军中独大有所防范，用林彪制衡。
从1958年五中全会到1966年的十一中全会，常委的人员和顺序没有发生过变动，“毛刘周朱陈林邓”成了干部们对领导顺口的说法。还有七人并列的画像出版。五中全会，邓小平曾将中共中央关于增挂林彪像的通知稿送毛泽东等审阅，周恩来批：“是否可以商议在增挂林彪同志画像的同时，亦增挂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画像，敬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并在通知草稿中“应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同志像”一句后，亲自添加了“和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像”的字样。
1958年7月末至8月初，赫鲁晓夫莅临我国，七位常委亲自前往南苑机场进行迎接，此情景实属罕见。随后的会晤中，七常委亦一同参与了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交流。进入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常委及各协作区主任的会议，七常委悉数出席。
八大常委并非全权负责决策，他们聚会的频率极低。在八大闭幕后的前两年间，陈云频繁出席常委会，但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之后，尤其是大跃进时期，他的出席次数便显著减少。林彪刚被选为常委之际，曾数次参与涉及外交和军事议题的常委会，此后便鲜少露面。
为了推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频繁在异地主持各类会议，诸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及郑州会议等。这些会议通常以常委扩大会议或政治扩大会议的形式举行，参会人员的范围则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个人意愿，他戏称为“神仙会”。而此类在外地召开的会议，朱德和林彪并未参与其中。
1959年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七常委出席了全会期间的常委会，彭真列席。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说：“在我党的执政团队中，我自认为是一员，然而我并不涉足日常事务，时而有所关注，时而置之不理。日常的管理工作，主要落在刘少奇同志身上。每当我离京外出，他总是代我处理工作。这样的情形，自延安时期便已开始，至今已有十年光景。考虑到这一事实，我认为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是再合适不过。此外，朱德同志也极力推崇刘少奇同志。我提出交换一下工作，让刘少奇同志从原来的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他对此表示十分高兴。在上海的会议中，第八届七中全会就此做出了决定。”
初夏五月，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一场关于评价印度总理尼赫鲁就西藏问题发表的讲话的会议，届时七位常委悉数出席。随后，该文章以《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7月2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两个会通称庐山会议。之前的6月，邓小平右腿骨折，陈云写信说心脏病发作。毛说邓养病期间，书记处由彭真主持，并同意邓休养三个月。陈邓二人都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林彪则是会议中途被毛叫上山的。会议期间，毛写信说：“陈云的病情究竟如何？他是否有能力参加为期七天的会议？”尽管如此，陈云并未与会。
庐山会议
会议结束后，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及中央军委委员之职。林彪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国防部长，而贺龙与聂荣臻则分别被任命为军委的第二、第三副主席。
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国庆大典。在庆典中，林彪将军亲自检阅了参加阅兵仪式的威武三军官兵。
1960年伊始，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数场中央常委会，其间，陈云同志未能出席。到了四月，毛主席在北京钓鱼台召开会议，议题涉及周恩来总理的出访计划以及粮食与棉花供应等议题，全体七位常委均参与了讨论。6月8日至18日，上海举办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包括“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至1962年）的补充方案以及国际形势分析，所有七常委均参与了会议期间的常委会。夏季，在北戴河举行的常委会上，林彪同志缺席。9月，北京召开的常委会中，陈云同志并未与会。进入10月，常委会扩大会议举行，邓小平同志访问苏联，其余六位常委出席。11月，会议讨论了刘少奇同志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相关事宜，陈云和林彪同志均未出席。12月，针对老挝问题的常委会上，林彪同志亦未出席。
在1961年的开端，常委会中周林并未参与。一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其间的常委会会议，朱林亦未曾出席。进入三月，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了数场常委扩大会议，刘在途中抵达，陈则是在会议尾声方才到来，最终七位常委均参与了21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的讨论。
当年8月，庐山举行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但并非所有常委均出席。而在10月1日，全体常委齐聚北京，参加了盛大的国庆庆典。紧接着，12日，他们又全体出席了在颐年堂举行的常委会。
七千人大会上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间，七千人大会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1月29日，林彪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一幕实属罕见。林彪同志发言完毕后，毛泽东同志评价道：“林彪同志讲得相当出色。”会议期间正值春节，全体常委齐聚人民大会堂，共襄春节联欢盛举，此景亦颇为难得。进入2月下旬，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而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并未出席。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特地前往武昌，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会议的相关情况。
在为八届十中全会做筹备工作的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会预备会上，陈林均未出席。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林亦缺席。全会落幕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拍摄的大会主席台合影，毛泽东居中而坐，邓小平等位列其左，周恩来和朱德则位于右侧。陈林同样未出席当年的国庆庆典。随后的数次会议，讨论中印边界争端问题，陈林亦未参与。1962年，毛泽东在北京缺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未能参加由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
1963年，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四个月有余，缺席了北京的常委会会议。3月5日，毛泽东亲笔为雷锋写下题词，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也纷纷题字。在同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并未出席，会上毛泽东提及林彪因病长期休养，并提议由贺龙接管军委日常工作。陈云和林彪也均未参加该年度的众多重要活动。
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五位领导人齐聚北京，观摩了部队的汇报演出。他们共同参与了当年的国庆庆典以及国庆前夕和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外事交流活动。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果断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央常委会就此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指示邓小平等人将会议意见转达给未能出席的朱德、陈云，并要求周恩来告知林彪。该年度，毛泽东三次离开北京，累计时长近三个多月，陈云和林彪也频繁不在京，因此均未参与北京的常委会。
毛泽东观看军队大比武表演
1965年二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北京接待了结束访越行程、途经我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自三月上旬至六月下旬，毛泽东并未身在北京。同年八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在战斗中击沉国民党军舰的部队代表。九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以及当年的国庆庆祝活动。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此次会议仅陈云同志未出席。查阅《陈云年谱》可知，彼时陈云同志正在杭州疗养，身处上海附近，因此也未参加此次会议。
1966年三月的中旬，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林彪。鉴于邓小平因出差、陈毅因病，二者均请假。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了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对彭真的批判，而朱德和陈毅未能与会。至7月18日之前，毛泽东一直在外地，北京地区的常委会则由刘少奇主持。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内容主要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林彪于18日在会上专门就政变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工作汇报，并就文化大革命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吴冷西，曾是常委会的常客，并担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回忆19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的那段岁月时提及，毛泽东主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常委会，往往在他的居所（菊香书屋或游泳池）的卧室内举行。毛泽东或卧或坐于床榻之上，与会者则围坐在床的一侧，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格局。其中，刘少奇居于中央，周恩来与彭真分坐其两侧。由于邓小平的听力不佳，他常坐在床头边，耳朵紧贴毛泽东。而吴冷西则位于床脚处的小柜旁边，以便于在小柜上记录会议内容。吴冷西透露，朱德几乎未曾出席，而陈林则多因养病在外地，很少参与。
常委会常在毛泽东卧室举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讨论大跃进时期的历史时指出：“提及错误，不应仅指毛泽东同志一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犯有过失。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同志因情绪激动而作出决策，我们难道没有受到影响？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我本人并未提出反对意见，陈云同志则选择了沉默。”这里的“沉默”是对陈云性格的生动描绘。陈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言不由衷地迎合毛泽东，或者为了避嫌而假装生病，不出席会议。查阅《陈云年谱》可以发现，自1962年2月参加西楼会议之后，直到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四年多时间内未曾参加过任何中央会议。
更显韬晦之智的，乃是八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林彪。步入和平年代，林彪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因此他屡次以病为由，隐退不出，并未承担实际职务，副总理一职仅是虚名。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德怀推下台，毛泽东命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并担任国防部长，然而林彪依旧沉浸于休养之中，鲜少参与会议。由于林彪最终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他的行踪缺乏确切的记载可供查阅。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改组了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只林彪一人。林彪是8月6日被毛泽东从大连叫回北京开会的。常委在原七人基础上增选4名常委，共11人，是中共历史上常委最多的一次。常委排名是毛泽东调整的，有很大改变：毛泽东同志、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陈伯达同志、邓小平同志、康生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
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与全体常委共同接待了红卫兵队伍。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陈伯达担任主持人，其他常委则依照新的排名顺序出席了会议。自那日起至11月26日，毛泽东同志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这八次接见活动中，常委陈伯达缺席了一次，而康生和陈云分别缺席了两次。相比之下，后来被批判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则全程参与了所有接见。
自这11位人士当选之后，他们便未曾再度齐聚一堂召开常委全会。刘邓陶迅速遭受打压，而朱陈李则被边缘化。此时，主导权落入了毛、林、周三人手中，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办事组亦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这年的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此举实属罕见，史无前例。
根据《邓小平传（1904—1974）》所引用的1967年1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显示，此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等人已丧失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到了1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等人亦不再具备与会资格。
在文革夺权的狂潮中，1967年的上半年几乎未见常委以集体名义召开会议，直至6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常委会，议题聚焦于姚文元率领的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事宜。自此，常委会活动暂告一段落。未被推翻的常委林、周、陈、康等，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了几场重要会议与活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968年7月28日，他们接见了蒯大富等造反派领袖。
九大以后
在1969年4月28日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五名未曾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常委成员再度当选，使得常委之位仅此五人。其中，毛、林两位担任正副主席，位列第一、第二，而陈、周、康三位则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据黄永胜回忆，在九大召开之前，曾有提议他本人与江青一同进入常委行列，为抵御江青的提名，他表示自己不愿担任常委，最终他和江青均未出现在常委的名单之中。
《陈云年谱》记载，这是自1933年起，陈云首次未列入政治局成员之列。
一中全会落幕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政治局的首次会议，所有常委均悉数出席。紧接着，5月2日，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见证了常委会的首次全员聚会。自此，关于本届常委会议的记录便杳无音信。在九大上，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核心成员均成功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与九大前党的中央机构几乎瘫痪的状况相较，此时已恢复了一个完整的中央领导架构。然而，政治局并未频繁召开全体会议。
1969年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国庆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体中央常委悉数莅临。
1970年，五位常委频繁携手参与各类外事交流，诸如接见因国内政变而失去权力的西哈努克、罗马尼亚来宾波德纳拉希、刚果共和国副主席拉乌尔等人。然而，全员出席的盛况仅维持了短短一年时光。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隆重召开。会议前夕的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常委会，林彪、周恩来、陈毅、康生等领导人悉数出席。会议期间，围绕“天才论”以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最终导致陈伯达被迫离职。在这轮常委会中，他担任常委的时间不足一年半，便不幸沦为阶下囚。
回顾往昔的纪录片，我们发现，在开幕典礼上，主席台上端坐着五位常委，而到了闭幕之际，陈的身影却已不在，但台下的掌声依旧热烈。10月1日，北京城楼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的身影中，不见了那个矮胖的身姿。敏感的民众从《人民日报》发布的国庆报道中，敏锐地捕捉到了陈失势的迹象。
九届二中全会
10月10日，毛林周康会晤了金日成。自那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林彪并未参与毛泽东主持的外交活动。
1971年5月1日，毛林周一同登上城楼观赏烟花，此情此景，《人民日报》特刊载了他们三人的合影。康生并未参与。这成为了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城楼的经历。进入6月，3日毛泽东接见了齐奥塞斯库，康生和林周一同在场。这成为了毛林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8月16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与张春桥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这也是林周二人最后一次相聚。9月13日，林彪外逃并不幸丧生。至此，中央委员会已有五人离世，仅剩二人。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也减少了七位。到了1972年3月，谢富治的离世，使得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再次减少了一位。
1973年三月，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十大以后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隆重召开。盛会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而闭幕式则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这次大会成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出席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8月30日的夜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而毛泽东并未出席。在此次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五位同志被选为副主席，与朱德、张春桥、董必武同志一同构成了九人常务委员会。
十日前，周恩来总理提交的筹备报告提及：“在政治局会议中，讨论了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问题。鉴于主席、副主席六位同志均为当然的常委，而春桥同志作为政治局常委仅有一人，故考虑是否可以增加两位，共计九位常委。主席提出提名董必武、朱德两位老同志担任政治局常委，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提议十分妥当。”据此，政治局常委人数增至九位。
并无九人共同召开的会议记录可查。周恩来同志时常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973年12月12日及15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发表讲话，期间对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调动，并特邀邓小平同志参与军委工作。随后，在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通知，其中明确指出：依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作出决定，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于京西宾馆隆重召开，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而毛泽东主席并未出席。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同时，会议亦批准了李德生同志提出的辞去副主席及常委职务的请求。这一幕，堪称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和平氛围中顺利完成常委职务免除的先例。
那年的5月3日晚上10时45分至翌日凌晨1时，毛泽东于中南海的游泳池寓所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尽管身患重病，仍坚持出席。这成为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自此，政治局会议的主持权转交给了邓小平。进入9月，邓小平受周恩来之托，主持了国庆招待会的筹备与举行。
周恩来，1975年。
1975年春，董必武与世长辞，同年冬日，康生亦随岁月而去。进入1976年，周恩来总理于1月离世，国家悲痛，人民哀恸。
1976年春季初期，北京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毛泽东在此时作出指示：“将邓的所有职务予以免除，同时保留其党籍，以观察事态的发展。”他还提议华国锋接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职。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赞同了毛泽东的建议。依照党内章程，副主席自然成为常委，因此，华国锋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中央事务的主持权落入了华国锋手中，然而，他并未召集过常委会。此时，中央常委只剩下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以及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五位成员。
1976年9月9日，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央常委会正式画上了句号。自此，中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