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电台里传出一句“解放军已入城，再见”，旋即封台，像拉下历史的一道闸门。紧接着，肇庆的专署发密令，筹备疏散，城里风向瞬间倒转。有人收拾行李，有人连夜开会，有人干脆改名换姓。到底谁能握住这座城的钥匙，接下来是刀光剑影还是一场体面交接，这个答案要跟着时间走一圈才看得清。
一边是国民党地方头目开紧急会，讨论“城防”“疏散”，一边是商会、学校在盘算怎么顶住局面。冲突就摆在桌上：走还是留，抵抗还是起义。10月15日，高要县县长朱健雄在倚岩楼召集四十多位党政军警和绅商，作出“任命城防司令”的安排，随后他本人却带着一营残兵沿西江逃去。这一幕像戏台换角：口头上要守城，脚底下先动身。同日，肇庆商会紧急行动，另起炉灶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自建自卫队维持秩序。谁说话算数，谁能撑起一座城，悬念刚拉开，局面就进入了双轨。
故事往前推一天，广州在10月15日举行入城仪式，百姓夹道相迎，给了西江流域一个明确信号。10月16日，战斗在西江北岸的粤桂湘边纵队积极做工作，促成国民党西江指挥所第三清剿总队的少将总队长廖强选择接受起义。中共华南分局和边纵代表随即进城商谈，铺路谈交接。当天晚上，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第一二五团与边纵部队先后进入四会县城，四会率先解放，第一二五团继续向肇庆推进。10月17日，中共党员黄永强用记者身份牵线搭桥，在倚岩楼请来警察局、商界、学校代表开座谈，定下由工商同业公会成员和师生列队迎接解放军的方案。这不是纸上谈兵，10月18日上午，商会开大会，扩充自卫队到30人，筹经费、定指挥、联系地方人士加入，同步在城里巡城站岗。午后，得到解放军从广利出发的消息，商会立刻布置热水和白粥，派人去接洽。下午，第一二五团先头部队与商会接上头，团参谋长时宝庆率一营前导，团政委周力率余部殿后，傍晚经天宁北路入城。道路两旁人头攒动，高要中学升起本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画面定格在“夹道欢迎”的瞬间。
表面看，10月18日的入城是一个圆满句号：有队伍，有秩序，有旗帜，有欢迎。但细看，这只是阶段性平静。原因很简单：权力格局仍在转换中，地方力量还需重新组合。10月19日，临时治安委员会改组，廖强担任主任委员，意在用起义的力量与地方绅商合流，保证过渡期的稳定。这一步把之前的多头努力串成一根绳，但绳子是否结实，外界仍在观察。反方声音也在：有人担心自建自卫队会不会鱼龙混杂，有人质疑商会能否就此担起安全大梁，也有人不放心地方旧势力在新秩序里的位置。此外，别忘了前几天的南逃。10月15日，广东省第十一区专署专员谢锡珍已带亲信渡江南撤，留下一地烫手的事务。传令的人走了，留下的人要扛，这种交接既要政治判断也要实际执行。站在普通人角度，心里盘算更直白：家门前能不能安稳，米面油能不能买到，夜里能不能不用再听枪声。商会煮白粥、备开水的细节，看似朴素，却是城市迎接新军队最实在的“民心工程”。而城中安全，靠的是自卫队巡城与军队进驻相互配合。然而，临时架构始终是临时，制度性安排还缺一块拼图。这段时间就像雨后初晴，天边有光，但地面仍湿滑。
关键拼图在10月21日落下。粤中纵队第六支队政委周天行、副政委梁文华、司令员吴桐率队进城，带来700多人以及已经成形的组织与纪律。他们从金渡过江，在塔脚登岸，沿镇南街入城，高要师范学生与城里居民列队相迎。当天，肇庆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吴桐任主任，梁文华任副主任，临时治安委员会完成阶段使命后撤销。前面的铺垫在此刻集中收束：起义，使交接少了火药味；商会维持秩序，使城里没有乱象；军队与政府架构落地，使管理有了权威。接着，10月27日，中共西江地方委员会在肇庆成立，书记梁嘉，副书记王炎光；11月1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肇庆设西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谭天度任专员，叶向荣、谭冬菁任副专员。权力从临时到常设，从队伍到机构，像搭积木，一层层稳固。此时回看开篇的争议，答案呼之欲出：这座城的钥匙，不是用逃离能护住，也不是靠临时任命能握牢，真正的交接靠的是起义的转身、百姓的欢迎和制度的落地。还有一个细节，10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肇庆解放的消息，外界的目光也在确认这个变化不只是地方新闻，而是南中国版图的重塑。
看似尘埃落定，但西江流域的局面有它的另一面，时间线往前往后拉开，才看得清全局。解放不是一夜一城的孤立事件，而是整个区域有节奏的推进。9月3日广宁县城解放，10月16日四会县城解放，18日高要县城解放，23日德庆县城解放，11月6日开建县城解放，23日封川县城解放，24日怀集县城解放，直到全境解放。这组时间表告诉我们：每一县都是一个节点，每一节点都有各自的难题。表面平息的背后，是更大的治理挑战：机构重建，治安常态化，产业恢复，物资调配，人员安置。意外障碍往往不在枪声里，而在账本里、清单里、名册里。比如，商会需要把市场秩序拉回正轨，自卫队要与军管会形成制度化配合，学校要复课，医院要正常运行，电力、粮食、柴炭、屠宰、旅业、公会林林总总都得重新排队。这些行当在10月18日的商会会议上就露了面：肇明电力厂、蒲包公会、柴炭公会、粮食公会、金饰公会、棉布公会、海味杂货公会、屠宰公会、旅业公会、杉木公会，数得出的都是生活的骨骼。如何让这些骨骼重新长上筋肉，是后续难点。分歧也会在新旧交替中加深：商界希望稳定与可预期，地方旧势力希望保留空间，新的政权强调纪律与制度。在中国读者的视角，这段历史像一次基层治理的考试，考题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答案不只写在会议记录里，更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
有人说一切顺风顺水，城里迎军队，升红旗，成立军管会，平平稳稳。这种说法听着动人，却把细节拍扁了。临时治安委员会刚搭好，军管会就接管，这个速度像换挡，平稳不等于没有颠簸。还有起义与南逃并行，前脚任命城防，后脚渡江远走，台上台下一唱一和，算不算自证无力。把所有复杂情境一句“皆大欢喜”盖过去，是省事，也是偷懒。如果非要夸，那就夸这座城的普通人：有人煮白粥，有人站岗，有人列队迎接，把一个可能乱成一锅粥的时刻，硬是熬成了有秩序的粥。这份稳定，不该被轻描淡写。
到底是谁托住了肇庆的转身，是选择起义的军政人物，还是把城市运转按回车键的商会与学校，抑或是路边递上一碗热粥的市民。持一种说法的人会说“制度到位，问题就解决”，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没有民心，不会有制度的落地”。你更认可哪一边，起义是关键一步，还是民间的接力才是决定因素，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