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盛夏伦敦与剑桥的五日见闻：从交易所到地铁站，英国在旧与新的缝隙里踱步
飞机落地希思罗那天，天气难得放晴。机场广播里一口伦敦腔拖着尾音，让人想起BBC老片子里的旁白。苏锡嘉教授说，这次不是单纯看风景，而是去“摸一摸”英国的筋骨——看看这个曾经号令海洋的老牌国家，在AI、创投这些新潮领域，还能不能抬头挺胸。
第一站是国王学院。校园门口卖冰激凌的小推车边，一位戴草帽的大叔跟我闲聊，说他年轻时也在这儿读书，那会儿学费一年才几百镑，如今光住宿就够呛。他指了指广场上排队拍照的人群，“学生假期走了，这些穿西装背包的人，大多来上短训班。”果然，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课堂上的皮萨里德斯爵士气度温和，他讲欧洲经济现状时，用的是极平静的语调——失业率回到正常区间，但增长慢，美国、中国、印度都跑在前面。他翻出几张数据图，我注意到西北欧人均生产率最高，东欧最低，中间夹着南欧，就像一道颜色渐变带。我心里嘀咕，这种差距怕是一两代人都抹不平。他还提GDPR对创新的不利影响，我想起前一天注册个本地APP，被要求填半小时隐私表格，不禁暗暗点头。
第二天换成彼得·本特利教授，他谈AI的时候眼睛发亮，说自己学生有人被DeepMind收走，有人在创业圈套现后跑去养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科技圈也有人归隐田园。他追溯AI史，从1951年的机械鼠讲起，到80年代日本砸钱做第五代计算机，再到AlphaGo让围棋高手低下头。这些故事听起来有点像股市行情：高潮、崩盘、再高潮。本特利举淘金时代例子劝我们别盲目扑进大模型，而要看看“卖铲子”的机会，比如服务器、电力基础设施。我记下这一句，想着回国找朋友聊聊储能项目，也许真有戏。
午饭后去了伦交所。一进门就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企业的热情，可惜现实很骨感，中国公司上市首选还是纽约或香港。一位负责亚洲业务的女士来自天津，她说美国市场近几年对中企关卡越来越多，伦敦其实是个备胎，但也是潜力股。我望着墙上的历史照片，那些穿礼服打领结的绅士们似乎还活在蒸汽机和鸦片贸易年代，对今天互联网巨浪有点茫然。
彭博社欧洲总部倒是另一番景象，全玻璃隔断，没有封闭办公室，大老板的位置跟普通员工一样敞开，还提供免费零食饮料，看得我们几个国内来的创业者直咋舌。据随行的一位朋友悄声说，他们每赚1美元，要拿出85美分做慈善，不知真假，但听起来颇符合布隆伯格那种美国式理想主义作派。相比之下，我们原计划参访DeepMind却碰壁，只好请了一位华裔高管出来喝咖啡聊天，对方顾虑重重，只肯谈一些公开信息。这让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英美科技界对中国人的防范，比新闻报道里的更冷硬一些。
离开伦敦往剑桥方向，我们去了一个由葛兰素史克发起的小型孵化园，看似简陋，却聚集了一批生物医药初创团队。有家做罕见病基因疗法的小公司老板告诉我，他们实验室设备都是租用园区公用平台，一个月下来比自己买省七八成成本。不过临床试验审批太慢，有项目等了三年还没批下来，所以他们正考虑把部分试验转移到上海合作医院。“那里流程快很多。”他说这话时眼神闪过一丝无奈又带希望，让我想到清末上海滩那些借外资办厂又反哺内地工业的人物传记——技术流动从来都有双向性，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
晚餐是在一家靠近康河的小酒馆吃炸鱼薯条，隔壁桌坐着尹一丁教授，他随口点评中国企业出海：“你们啊，总想着人民币换算成本，这样永远放不开手脚。”他举宇通大巴为例，在英国只改驾驶座位置，不改后门设计，于是在路中央留个怪异出口，本土客户自然敬而远之。这事让我联想到当年青岛啤酒刚进澳洲，把瓶盖设计成旋转易拉环，当地人嫌花哨不好开销量少，一度销量惨淡——细节决定命运，并非虚言。
游学第四天，请来了尼克·马丁教授讲英国人的脾气秉性。他说这里最受尊敬的是“输得漂亮”的人，而不是赢者；还有一点，他们喜欢保持情绪中立，不显山露水。有趣的是，他提及二战时期丘吉尔给内阁写信提醒部长们：“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太努力工作，否则会被怀疑缺乏能力。”全场笑声四起，却没人觉得荒唐，因为这种观念至今仍潜伏在职场文化深处。
某天下午，我独自去了华为风险控制中心探访。一位校友解释任正非为何选址伦敦，是因为这里聚集全球顶尖风控专家，“请他们搬去深圳是不可能的事，但留在本土雇佣却可行”。这是现实，也是妥协。当晚回酒店路上坐地铁遇故障，人群安静等候，没有抱怨吵闹，我靠柱子站着，看灯光映照灰色瓷砖墙面，有种奇妙错觉：这城市既古老又年轻，新旧之间没有明确分界线，就像它面对未来技术浪潮时，小心翼翼但并未停步。
最后一天清晨，在剑桥河边散步看到几个划船训练的新生跌入水中，引来岸边老太太轻描淡写一句：“Better get used to it, love.” 太阳刚升起来，把教堂尖顶染成橘色，那画面让我忽然明白，也许英国现在最大的资本，就是这种不慌不忙、不急于证明什么的姿态。不论世界怎么变，它依旧按自己的节奏往前挪一步，再挪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