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卷轴展开到194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震撼了全球格局。纳粹德国撕毁了盟友协议，悍然向苏联发起了猛攻。
这个曾经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伙伴，瞬间露出了狰狞面目，其野心在欧洲扩张的浪潮中不断膨胀。
此时，苏联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西线的战火，远东地区日本关东军的蠢蠢欲动，更让其腹背受敌的风险陡增。
日本关东军拥兵70余万，一旦德军在正面战场取得决定性优势，他们随时可能加入战局，对苏联形成东西两线夹击之势。
绝境下的求援
苏德战争的序幕在1941年6月22日被彻底揭开。德国集结匈牙利、罗马、芬兰三国共550万陆海空大军，以闪击战模式突袭苏联。
战事初期，苏联军队几乎毫无防备。虽然驻日本的苏联特工佐尔格早在1941年5月就截获了“巴巴罗萨”计划，并提前发回密报。
这份情报明确指出德国将在6月22日发动攻击，兵力部署高达170至190个师。然而，斯大林却对这份警告置若罔闻。
他抱着一丝侥幸心理，错误地判断德国不会对盟友动手，更不相信德军能如此迅速地集结如此庞大的兵力发起突袭。
正是这种盲目自信，让苏军在初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短短21天内，苏联方面就损失了近300万军人。
面对如此惨痛的溃败和东西两线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深感焦虑，不得不放下“老大哥”的颜面，决定向远方的中国求助。
艰难的开口
1941年7月，战局对苏军极为不利。斯大林紧急向毛泽东发出电报，首次提出了具体的援助请求。
他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通过破坏日军铁路等交通干线，牵制并延缓日本的进攻步伐，为苏军争取宝贵的喘息机会。
其实，早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表达了对苏联的同情，并明确了援助苏联的立场。
斯大林或许认为，中苏同属一个阵营，只要自己开口，毛泽东理应会鼎力支持。他的意图显得十分直接而急切。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求援态度积极回应，但谈及出兵之事，他却始终避而不谈。他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电告了六个字：“只配合，不作战。”
毛泽东的考量
毛泽东做出这一部署，并非冷眼旁观。当时中国正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关键阶段，根本无法抽调兵力去援助苏联。
从八路军当时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来看，也无法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交锋。贸然出兵，只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更为长远。他认为，对苏援助必须从间接和长期两个方面着眼，可以进行战略配合，但绝不能盲目直接参战。
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当时力量有限的八路军与日军正面冲突，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这对中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斯大林见毛泽东同意援助但迟迟没有出兵的实际行动，在1941年11月12日再次致电，语气中带着近乎恳求的意味。
他希望中方能在长城一带部署兵力。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听从指令，再次拒绝了直接参战的请求。
斯大林甚至拉上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指责，毛泽东依旧坚持己见：“拒不出兵”。
最终的部署
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在1942年5月，他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八路军能派遣一部分兵力前往南满地区进行支援。
甚至，斯大林为了促成援助，还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可以提供新型武器装备，让八路军前往内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处接受。
然而，毛泽东依然没有动摇。他深知，即便新式武器诱惑巨大，贸然出兵也会将八路军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他始终将保护中国自身力量放在首位，确保不会轻易为他国付出巨大的代价。斯大林尽管愤怒，但仍心存一丝希望。
在连续五次直接或间接的求援尝试均告无果后，斯大林终于改变了策略。直到1943年初，他第六次致电毛泽东。
这一次，斯大林不再要求中国直接出兵作战，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在长城一线部署兵力，以示战略配合。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斯大林这次的请求最为现实，因为此时苏联卫国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八路军即便部署在长城沿线，也并不会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既能保持自身安全，又能起到配合作用。
毛泽东最终同意了这一部署，派遣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人带领部队前往长城一线准备。但这仍然坚持“坚决不作战”的原则。
斯大林对此也只好默许。
笔者以为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多次求援而坚持不直接出兵，是基于对自身力量的清醒认知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深刻把握。
八路军力量有限，难以与日军正面抗衡，贸然参战只会导致巨大牺牲，并影响中国自身的抗日大局。
通过间接战略援助，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达到了为苏联战略造势的目的，这无疑是当时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毛泽东的抉择，既体现了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也昭示了在国际复杂局面中，独立自主、优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智慧。
